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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地下工作成功秘诀：不准搞暗杀等“三不准”

“知彼知已，百战不殆”是《孙子兵法》阐述的战争基本准则。从1927年国共破裂直至1949年解放战争在大陆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在争夺政权斗争中，除了在公开战场较量，还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交锋。

周恩来强调：除清除叛徒外 不许搞暗杀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由于在反动军阀镇压下没有合法活动条件，长期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只是在1924-1927年间，在国民党当局辖区内才有合法地位。

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刺杀，刺客陈顺交待，下一步还要暗杀共产党，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侦察保卫组织。

当时，周恩来安排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陈赓等人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开始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些内线，就此开始了中共最早的情侦工作，不过组织还不健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虽然被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内线零星报告，却因为缺乏其核心层的决策情报，临机又缺乏决心，致使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都遭到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因未转移而遭捕杀。

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吸取之前的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务股”（后称“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并组织了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的专职情报机构的建立倒要早于国民党。

1927年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重组了中央特科。此时，特科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人，如顾顺章等，热衷于打打杀杀。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周恩来提出的“一不许”原则，对保障中共后来正常的党内生活极为重要。

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时，从来不许搞暗杀一类的恐怖袭击。中共中央特科虽消灭过少量叛徒，却只限于向敌出卖机密，并马上会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中共中央特科最早开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1928年4月政治局常任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遇害案。

特科的内线关系很快查明，这是因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夫妇告了密。他们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为交换条件，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

中共中央负责人闻知此讯后紧急搬家，红队又以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从而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5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而幸免。仅过了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

中央特科通过内线查明，告密者是军委秘书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怕死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而秘密自首，充当了内奸。

根据周恩来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5人。“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红队在上海滩有了威名后，周恩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离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

有一次，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

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外，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并且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烂”手段划清了界限，这也是争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当年的隐蔽战线斗争中，中共地下组织不仅把反对奢侈当做防止自身成员腐化的重要一环，同时出于经费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许成员过豪华生活。正如西方情报界所言，“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

然而，顾顺章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染有流氓习气。他很早参加工人运动，勇于冲锋，并担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队长。他担任特科负责人后，借口工作特殊，经常拿走中央半数以上活动经费，且开销不受监督，还嫖娼、吸毒。这种道德上的堕落同党的原则和要求格格不入，顾顺章便心怀不满，筹划投敌。

1931年4月，他在武汉被捕后，马上叛变，并提出愿出卖中共中央机关全部住址。幸亏潜入敌特机关内的钱壮飞译出了武汉方面的来电，由李克农提前在上海报警，才使中共中央几十个机关、几百人连夜转移，免除了覆没性灾难。

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

国共之间隐蔽战线较量的第一个阶段，便是1927-1937年的十年内战时期。这一阶段总的斗争形势，是共产党在地下秘密发展力量，国民党则动用政权力量，全力予以追捕剿杀。

1928-1930年上半年，白区的中共地下党根据周恩来提出的隐蔽发展力量的原则，党员曾发展到19万人，在秘密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情报工作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可惜随后指导方针发生了“左”的错误，把工作重心放在不切实际的武装暴动方面，结果暴露，并损失了绝大多数组织，到1936年，白区地下党员的数目降到只有3000人左右。

1928-1931年间，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总负责人。他在上海等地的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分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原则在这时提出，为中共隐蔽战线工作奠立了正确的思路。

特科采取了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方式，不仅把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拉出来为己服务，同时又派出被称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对日作战中形成战略上的合作关系，但国民党当局仍不承认中共组织在国统区有合法活动地位（只有个别谈判代表除外），并把“防敌（指日本）防奸（指共产党）”作为秘密斗争的基本指导原则。

此间，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作第二位的打击目标。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会部，并对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门培养，教育他们掌握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并进行了秘密技术的训练，使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周恩来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成为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的秘密工作指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日占区的秘密工作，主要通过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来帮助新四军的军事斗争。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负责粤、桂、赣、闽、浙的地下工作）却因建立秘密的武装据点暴露了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搜捕下，大部损失。

后来，周恩来总结其教训时说，“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候时机的路线，不能同时采取武装斗争的路线。”地下党组织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这成为当时中央确定的一条原则。

我们不用金钱、美色获取情报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指导下，取得卓越成就，可以说是隐蔽战线斗争发展的最高点。当时，党在国统区的隐蔽工作，主要是努力形成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区的影响，并破坏了国民党当局的后方稳定，严重影响其战争计划。

1946年国共最后破裂后，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全面开展了包括统战、敌工、工运、学运和情侦等方面的斗争。此时工作方针策略的核心，又是使党的非法的秘密活动和组织群众性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

例如，地下党以学生运动和知识界的公开、合法的抗议行动为导线，进一步发展市民和工人运动，再扩大到农村的抗征粮征兵运动，使国民党当局在前方打内战时“后院起火”，陷入遭两面夹击的狼狈处境。

在国民党军队、政府内部中，到处有人为中共方面提供情报或其他帮助，特务对其中大多数人也侦破不了，事后，毛泽东曾称赞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情报工作，主要担负了三大任务：获取军事情报、策反敌军、接管城市。在解放军最后夺取大城市时，地下党组织也担负了提供敌军防御情报和进行攻心策应的任务。中共中央规定，他们的任务不是进行武装起义，而是组织好护厂、护校反破坏，保证解放军到来时，完整接收。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保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完整接管城市。

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心者同样易于得情报。国民党在大陆无论公开或隐蔽战线都打了大败仗，其原因就在于“失人心者失天下”。蒋介石私下在日记中也承认此点。现已公开的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蒋介石日记》中便有清楚记载。

如1949年2月3日蒋介石下野后，在浙江奉化老家反省，便“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困苦不堪的国度中，最高当政者20年间“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怎能不被愤怒的人民推翻呢？

取得全国胜利之后，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李克农在1950年专门用了半年时间，组织总结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当时苏联情报专家来华介绍经验时曾说，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对此气愤地反驳道：“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回顾当年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胜利和国民党在此领域失败的历史经验，人们可看出，决定其胜负的关键在于用正义性争取人心。2500年前写成的《孙子兵法》对间谍使用便总结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共产党“用间”的成功，恰恰是在“圣智”和“仁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秘密战线的较量同样是人心的较量，国共双方隐蔽战的胜负对决，其基本因素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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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当年中共地下党的最高领导和创始人。

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迁至上海。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中央在上海建立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28年11月，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由周恩来实际主持。

李克农，陈赓，钱壮飞，康生，潘汉年，熊向辉，张克侠，段伯宇等，这些高级特工大都是受周总理指挥的，所以，周总理是中共情报战线上的第一人。

在共产党的斗争历程中，有一条为夺取革命胜利起过重要作用的隐蔽战线。这条秘密战线斗争的成败胜负，直接影响到革命的每一进程。周恩来曾这样说过：党不能为情报保卫部门到处宣扬，这是一个长期埋头的艰苦工作……将来革命成功了，党史上要写上去。可以相信，周恩来对党的隐蔽战线的杰出贡献，无数曾在这条战线上不为名利、任劳任怨、抛洒热血、奋斗终生的无名英雄们的辉煌业绩将越来越多地为世人所知。它们将永载青史，也将永远留在后辈的记忆中。

世界上的隐蔽斗争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原则，便是要求“普通化”而力戒“特殊化”。西方情报界有句名言便是：“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周恩来在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最早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接头，选择高档娱乐场所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敌方上层官员和警特愿意出入之地。隐蔽工作的纪律之一，又要求外出人员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坐在漂亮女人身边，因敌特出于本能愿意盯着美女，对她们身边的男人自然也会引发兴趣，很容易引来盘查和留难。按照通俗的解释，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见过面后就没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选，众多影视剧中那种刺激眼球的镜头大都是违反历史真相的。

早不久一部很大影响的电视剧播出时，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文艺界前辈夏衍看后便撰文说，这些年轻编导不了解当年党的隐蔽斗争原则，那种利用女色、金钱收买和手枪暗杀等原则恰恰是地下工作所不允许的。

近些年来的一些影视剧的编导更是凭着想像编造情节，经常出现中共地下工作者组织暗杀敌方要人，以及用恋爱等手段发展情报关系等场景。其实早在1927年末周恩来保卫机构时，便制定了严格的原则与纪律：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在革命战争中，党的地下活动时又严禁搞恐怖袭击，从未组织过对国民党或日本方面的军政要人的暗杀。
　　
革命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整个反动统治而不是消灭个人，暗杀敌方头面人物不仅不能达到斗争目标，反而会引起社会反感并影响斗争方向。中共中央特科曾消灭过极少量叛徒，只限于携带机密向敌出卖招致组织破坏的特例，不包括一向敌自首不造成极大危害的。对不满党的甚至另立中央的党员，中共也只限于开除其党籍，并未消灭。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开始就崇尚刺客，将暗杀作为重要手段。蒋介石在大陆实行特务政治以监视迫害异己，经常对公开的反对者搞暗杀，这种特务政治和国家政权采取的恐怖主义正是其遭受举国痛骂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规定的地下工作原则特别强调，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重要原因在于这样手段是一柄双刃剑，以此对敌也会腐蚀自身。1931年以前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的堕落过程，便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教训。因追求金钱美色并主张搞暗杀一类活动受到周恩来批评，心怀不满便筹划投敌，被捕即叛变并主动提出愿出卖中共中央机关全部住址，幸亏潜入敌特机关内的钱壮飞、李克农提前报警才使党中央免除了覆没性灾难。后来，中共的地下工作更注意政治影响和赢得道德上的优势，与国民党特务那种“下三滥”手段划清界限，这也是争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

现在国内有个奇怪现象，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首脑，如戴笠、毛人凤、郑介民等，透过影视作品，百姓耳熟能详。相反，共产党情报战线的领导人，在文艺作品中却都是化名。公众对于隐蔽战线的共产党谍报人员，知之甚少。在这里说几个我知道的中共特务和事迹，最牛的周恩来，创始人加直接领导者。这个就不多介绍了：

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

钱壮飞

　钱壮飞同志于1895年生于浙江省湖州一个商人家庭。1915年，他考入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1919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1925年经内弟介绍，他和夫人张振华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因欠饷严重、家计无着又去上海，一时失去组织关系。翌年，他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钱壮飞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钱壮飞考入训练班后很快显示出才华过人，又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表示要调他当机要秘书。他感到关系重大，马上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李克农，向党中央请示。周恩来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并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直接归中央特科单线领导，随后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胡底也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受到徐恩曾重视。成为上海、天津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从而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打进了一个“铁三角”。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李克农

李克农[1](1899.9.15—1962) ，又名泽田、峡公、种禾、曼梓、稼轩、天痴、震中，1899年9月15日出生于安徽巢县炯炀镇中李村(今巢湖市居巢区)。汉族。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人称中共的“特工之王”。李克农就读于安徽公学附小和圣雅阁中学。1917年，在北京《通俗周刊》做发行工作，张勋复辟，被迫回芜，是年娶赵瑛为妻。1918年加入蒋光慈等组织的“安社”。“五•四”运动后，参加芜湖学生运动，与高语罕、朱蕴山、钱杏村（阿英）、宫乔岩等，常在科学图书社相聚，并给《皖江日报》撰稿。1920年就任省政府秘书，次年赴六安任县政府第二科科长。1925年5月，芜湖学生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学潮，后李克农与宫乔岩、钱杏村等创办民生中学，任事务主任。“五•卅”惨案后，任皖省“外交后援会”宣传事务。1926年年底，经钱杏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国民党芜湖县党部成立，任宣传委员，后奉中共芜湖特支指示与阿英等打入芜湖青帮组织。4月18日，芜湖国民党右派策划反革命事变，李事先获悉，使中共芜湖特支及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主要骨干得以隐避。克农等潜往巢县，11月27日返芜，以民生中学校董事会主席身份主持校务，此校成为中共安徽省临委的秘密活动点，遵照临委指示，在校内成立“济难会”。1928年1月27日芜湖县公安局围捕济难会负责人王绍虞等40余人，28日晨，包围民生中学，进行搜捕，李克农潜往上海，省长陈调元下令通缉。

抵沪后，李克农与阿英在“春野支部”过组织生活，参与党在沪一些小型报纸的创办，后调入党的沪中区任宣传委员。1929年12月，经组织批准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为徐恩曾），任广播新闻编辑，后任电务股长。同年，国民党秘密组建特务组织，任命徐恩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为调查科主任），遵照周恩来的命令，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设法打入其内部并组成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常往来于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1930年，李克农调中央特科工作，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领导，陈赓联系，从此国民党CC组织的秘密经李克农小组有领导有计划及时掌握。1931年，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严重威胁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钱壮飞获悉，即派其女婿去沪告知李克农，李设法转告中共江苏省委，使中央机关及领导人及时转移，敌人暗算落空，受到中央嘉奖。李克农机智勇敢与敌人斗争，被誉为“党的秘密工作四杰”之一。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受命作为我党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介绍我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和主张，与东北军达成口头协定，并建立了电台联系。西安事变后，李克农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底

胡底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新街松元村一户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裳天、伊于胡底等。幼年随伯父胡继章读私塾，15岁时进入舒城城关植民小学。1921年，高小还未毕业，胡底以优异成绩考入合肥省立第二中学。1923年，刚进中学读了两年，便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 　　1924年，胡底经过同学吴鹿鸣的介绍，在北京的安徽会馆和钱壮飞相识。钱壮飞夫妇当时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读书，二人从此来往密切，成为挚友。当时钱壮飞住在北京西城平安里，胡底经常前来聚谈。1925年。他和钱壮飞、张振华夫妇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从中国大学毕业后。就住在钱家。 　　1926年，钱壮飞、胡底和徐光华合办了一家电影公司——“光华电影公司”。当时拍摄的《燕山侠隐》是我国早期的一部故事片，曾经送到日本放映。胡底和钱壮飞全家上阵，都当演员。钱壮飞年仅11岁的女儿蓁蓁也在片中扮演角色，父女同台演出，以后蓁蓁化名黎莉莉。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党的秘密工作。 　　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就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胡底得到党组织报警马上改名胡马，字“北风”；钱壮飞和他同时改名，化作“南飞”。 　　这年冬天，他们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其时，钱壮飞已经打进徐恩曾任局长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受到徐的信任。 　　钱壮飞自从1928年考进徐恩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日益得到他的信任。1928年秋天，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的私人秘书。徐是国民党C．C.系统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亲信，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当钱壮飞了解到这些之后、很想向党组织谈谈有关情况，希望得到党的高层领导指示：他在这里该当如何应付？ 　　这时，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在中共沪中区委会任宣传委员。有一天，忽然在一家电影公司摄影棚内遇到胡底。他们是安徽同乡，在芜湖时就相识，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经过胡底的安排，这年11月初一个晚上．钱壮飞和李克农在胡底那个摄影棚里见了面。听完钱壮飞详细讲的这段经历，李克农说，你一个人在里面的确不好周旋，有没有办法再楔个钉子进去？钱壮飞想了想说．眼前倒是有个很好的机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招兵买马，扩充人员。现在缺少广播新闻编辑，要公开招聘。希望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进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李克农将有关情况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报告了中央，并且提出自己愿意报考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和钱壮飞、胡底在国民党特务机构里建立共产党特别小组的建议。周恩来同意李克农的建议。 　　经钱壮飞安排，李克农经过认真准备，以优异成绩连闯几关，于12月间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被任命为该局的广播新闻编辑。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胡底也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 　　1929年12月，陈立夫筹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进行秘密侦察、审讯的反共特务机构，责成徐恩曾来办理这件事。 　　徐恩曾到南京一上任，随即委托钱壮飞以其机要秘书名义，在南京组织一个秘密指挥机关。这时，根据中央特委的指示，李克农、胡底也趁此机会打进国民党这个最高特务机构。 　　1930年下半年胡底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胡底出任社长。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报告顾顺章叛变的电报。4月25日夜里均被钱壮飞在调查科“大本营” 里截获；他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经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中央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祸。 　　这时，胡底还在天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李克农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的别名钱潮，“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接到电报，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胡底离开天津以后，4月30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勾结日租界捕房赶到长城通讯社搜捕。当时李克农和从南京潜入上海的钱壮飞也都早已在上海闸北地区隐蔽起来。 　　胡底同钱壮飞于1931年8月一起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李克农到达中央苏区的时间稍迟一些。进入苏区以后，他们一直担任政治保卫工作，李克农任国家保卫局长，钱壮飞任红一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长、胡底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央军委侦察科科长。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但在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跟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工作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异常不满，常在一些场合流露他的愤懑。张国焘得知后恼羞成怒，竟将他和李克农、钱壮飞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严格控制起来，取消了他的乘马和勤务员，逼他带病自己背着背包“戴罪”行军。这年9月行至斯达坝与松岗之间，张国焘竟下令将其杀害。为什么把胡低的事情说的怎么详细因为他英年早逝，而且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谢和赓

谢和赓（1912年12月25日—），笔名张诚、张春熙等，中国广西桂林人。中国作家、间谍。谢毕业于桂林中学，1933年在北平中国大学求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奉命打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先后任冯玉祥和吉鸿昌的秘书。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谢持冯玉祥和李济深的推荐信投奔白崇禧，又由于谢父谢顺慈与白崇禧的岳父马健卿同是清末秀才，为世交，谢很快得到白崇禧的信任，成为其机要秘书。

熊向晖

熊向晖于1936年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共，后以向往“三民主义”的革命学生身份打入胡宗南部。因其学识和才华得到胡的赏识，任命他为待从副官、机要秘书。作为国民党在西北的首脑人物，胡宗南绞尽脑汁欲将延安的中共中央摧毁。熊向晖被称为中共情报战线“后三杰”之一，传出的情报屡次保障了延安的安全，毛泽东更称其“顶几个师”，胡宗南却一直不明己方泄密者究竟何人。

阎又文

抗战军兴，山西进步青年阎又文投入国民党傅作义部队。他与傅是山西万荣同乡，很快就取得其信任。这时，傅作义邀请公开的共产党员到自己的部队做政治工作，阎又文被秘密发展入党。

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社会部指示阎又文不公开身份，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任水利部长，调阎又文任水利部局长。阎又文就一直保持着双重身份。

解放前，他名为国民党高级军官，实为中共的情报人员；解放后，他名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中共的统战工作者。这一点，他的妻子直至去世都不知道。

沈安娜

1946年，沈安娜在南京国民党机关。“红色间谍”沈安娜曾在蒋介石身边潜伏10年。沈安娜，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兴（今泰州） ，1939年入党。生前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1935年，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任速记，为党搜集情报。1938年至1949年，在周恩来的指派下，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作速记员，以国民党特别党员身份作掩护，在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为党搜集大量重要情报，并从未暴露，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1946年在重庆获周恩来嘉奖，1949年获中共中央集体通令嘉奖，1989年获国家安全部为长期坚持在隐蔽战线作出贡献的无名英雄颁发的荣誉奖章及荣誉证书。

段伯宇

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段伯宇，1904年出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重庆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后来段伯宇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学习。毕业后经胞弟段仲宇推荐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

汪锦元

汪锦元，有一半日本血统，曾任汪精卫随从秘书的汪锦元原名汪国梁。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因其父早逝，被其母（日裔）送到日本。1929年随母到上海谋生，并改名汪锦元。后受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等人的影响，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赵荣声

安徽安庆人。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去延安。后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组组长。1938年2月，赵荣声受组织派遣，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刘少奇从延安到洛阳找赵秘密谈话，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

何基沣

1898年生于直隶（今河北）藁城。1923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冯玉祥部队。1931年任二十九军一○九旅副旅长。1933年春，赴喜峰口抗击日军，以战功升为旅长。卢沟桥事变前夕，率部驻守卢沟桥一带，多次挫败前来挑衅的日军。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直接指挥驻军抵抗。1938年秘密前往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接见。根据党的指示，他回到原部队工作，同新四军四师、五师建立了联系，在新四军向鄂豫皖发展和建立大别山根据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时，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根据党的指示，和张克侠一起率部两万多人起义。此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等职。

张克侠

190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献县。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加入冯玉祥部队。1924年前往广州，曾任陆军讲武学校教官、队长。
1926年任冯玉祥部任学兵团团副。1927年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张自忠的师任参谋长。1931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五十九军参谋长、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和副总司令等职。抗战胜利后，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积极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11月8日，与何基沣一起率部起义，对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刘仲华

1899年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做统战工作，为促使李宗仁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政治纲领作出了贡献。当时，许多文化青年从敌占区来到五战区，刘仲华就向李宗仁建议把这些流落到五战区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活动。李宗仁接受了刘仲华的建议，开办了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1949年4月1日，刘仲华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同张治中等飞抵北平。时，许多文化青年从敌占区来到五战区，刘仲华就向李宗仁建议把这些流落到五战区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活动。李宗仁接受了刘仲华的建议，开办了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1949年4月1日，刘仲华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同张治中等飞抵北平。

王启明

191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威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司令部参谋，第三十二军营长，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团长，国民党陆军大学战术教官，国民党第三十二军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科长、高参。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参谋长。1947年率部分官兵起义。

牛化东

曾用名牛杰、牛殿英，陕西定边人，中国人民  牛化东。
解放军高级将领，少将。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派到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曾在西北军任排长、连长，新编第十一旅参谋、军械官、副团长。1945年参与领导该旅于陕西安边起义。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兼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

廖运周

安徽人。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8年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秘密潜入国民党三十三军从事兵运工作。他是杰出的地下党员，长期战斗在敌人内部，曾先后任团部副官、师部副官长、团长等职。1933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升任国民党军少将旅长、副师长、110师师长。1938年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在其任师长的110师建立中共秘密师党委。

李时雨

　曾任汪伪政府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等职的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1931年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时雨
1934年，打入东北军，后又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1936年后潜入天津，在中 共北方局社会部领导下，以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又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去上海参加了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 共搜集了许多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第一手情报。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被任命为立法委员。在取得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后，为中 共获取了许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在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长的1941年至1944年期间，李时雨兼任过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李时雨又打入军统内部，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少将军衔），就在特务头子戴笠的眼皮底下搜集情报。1946年9月，李时雨被军统以“汉奸”的罪名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1949年2月被取保释放后，在上海以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从事地下工作。同年4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由上海到达香港后，带着一部用线装书伪装的情报，取道天津来到北平，将情报交给了童小鹏，同时也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

正义的战争，为正义的潜伏者带来正义而坚定的信仰，全世界为正义战争而潜伏隐蔽的战士们，尤其是在战争期间，为正义的胜利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们为新中国做的贡献为后人永远铭记。

这些人都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永载史册，彪炳千秋的功绩，值得我们这些共和国后人永远铭记的人物，在当年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抛弃高官厚禄，美女，金钱，只为里心中的理想，拼搏，奋斗。冒着时刻被发现的生命危险也一如反顾的坚持心中的理想。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些后人学习。在现在中国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有多少人还在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为之不懈努力？很少，更不用说有诱惑出现在你的面前给你选择了，又有多少人经得住这个社会的考验了。或许我没有资格说什么。或许我根本不配说什么。每当我看到我们的前辈如何建立新中国的社时候，我感到自己很渺小。很不堪。把我心中最高的敬意送给我们的前辈。你们永垂不朽。

转的时候从网上收集了很多资料，也自己写了一些，可能是资料太多了，版主说我没有自己写评论。这里特意补上，真的不想这篇文章被删除，从没有这样想完成过一件事情。

[[i] 本帖最后由 青蛙di疯狂 于 2011-3-6 20:42 编辑 [/i]]

找资料，花了我3个小时的时间，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能记起工作在隐蔽战线上的前辈，向他们致敬。

看到周恩来组织“特高科”，第一反映就是不可能吧，印象中特务头头都是阴险狡诈的模样，比如“戴老板”，周恩来文质彬彬的，号称亚洲美男子，如果是真的，这前后反差也太大了吧~做间谍没有美色太夸张了吧？苏联当年不是有很多“燕子”吗。

[quote]原帖由 [i]zcorochi[/i] 于 2011-3-6 19:42 发表 [url=http://67.220.92.22/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68711552&ptid=3722043][img]http://67.220.92.22/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看到周恩来组织“特高科”，第一反映就是不可能吧，印象中特务头头都是阴险狡诈的模样，比如“戴老板”，周恩来文质彬彬的，号称亚洲美男子，如果是真的，这前后反差也太大了吧~做间谍没有美色太夸张了吧？苏联当年不 ... [/quote]
呵呵，这还真的就是事实，当年上海顾顺章叛变，铲除顾顺章就是他一手策划和实施的。甚至还参与了顾顺章灭门案。他在中共的威望不是天生掉下来的也不是浪得虚名。

tg隐蔽战线成功除了楼主说的那些，还是因为kmt烦的错误太多太大。虽然tg也犯过很多错但和kmt比起来就不值一提的说。kmt清党杀的自己人比杀的tg还多。再加上清党后失去对基层控制，大批无理想无道德者的加入kmt。导致kmt党内和社会上很多人的政治立场倒向中立甚至是支持tg，在此种情况下。kmt的情报工作无不败之理。

楼主真是有心人啊，这些资料都找到了。谢谢楼主的贴子与大家分享

很简单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怨怨相报何时了，你杀了我的人，我也不会放过你，没个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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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据说连KMT高官都有倒戈GCD的，没办法，KMT自己不争气，前面同学说了，自己把自己的人杀了一大批，后期的无德无能者又混进一大批，大发国难财的比比皆是；反观GCD虽一穷二白，但用人和原则性问题没犯大错，政治路线和目标也明确，也难怪还有点道义的会反戈了

[[i] 本帖最后由 052c 于 2011-3-8 00:31 编辑 [/i]]

这些人都是狠角色啊，水平真是不一般，拿到现在随随便便都能当个部长了吧？

又是一帮可笑的马屁精。
被红糖渍洗脑了的，不暗杀？你信？鬼才信。恐怖主义？那时候有这词吗？
不傲恐怖主义搞暴动？别说什么主义，只有索马里海盗没主义，可人家也不是恐怖主义。

如此多的共产党打入了国民党高层,蒋祈有不败的道理啊.量变到质变看来是很有道理的,蒋的失败在于其失去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没有信仰,放弃凝聚人心的三民主义是其失去思想阵地的主要原因.从思想阵地上蒋早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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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文史资料的朋友估计都知道，周是直接创立者，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只对叛徒搞暗杀？对叛徒的家人也搞吧，当年顾顺章的家人包括他的小孩也被中共特科暗杀了，好像才4、5岁吧！:s_3:

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怎能不被愤怒的人民推翻呢？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能力实在是厉害，共产党为什么这么能打仗啊，有很多一部分归功于情报工作做的好，实现都已经掌握了国军的动向了。

我最近看过借枪，那个行动组的王劲松都疯狂到什么程度了，还不搞暗杀啊，这个只能说是原则上不允许，根据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处理吧。

应该说, 真正教训是, 杀顾家人之后, 因顾的复仇心理倍增+报效敌方等因素, 损失是更大.
所以, 之后伍豪的做法, 就是给予警告, 并给予悔过乃至立功反正机会, 两方面留后路, 这才是真正亮点, 等于是把N多的大小顾顺章, 都无形中做成了冷暗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