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战争, 两种结果
相同的两群人, 不同的两个时代; 两场战争, 两种结果.
先看看这段描述: 欧洲中世纪骑士拿着十字架, 戴着非常笨重的盔甲出战----, 等到欧洲骑士们七扭八歪都摔倒在地上的时候，蒙古士兵就走上前，掀开地上已经被自己的盔甲压瘫痪的骑士的面罩，拿出小刀就轻松地解决了问题。
这和数百年后八国联军屠杀清军和义和团的情景何其相似: 义和团众们喊着刀枪不入, 念着符咒, 举着各种神器, 一排排的往前冲, 又一批批的被排枪击倒------.
看了汗颜哪! 历史在轮回啊!
如此说来, 一时一世的强大并不难, 难的是永远保持强大. 中国在历史上多次亡国. 如今渡尽劫波, 中国又倔起了. 中华民族应永远保持着忧患意识, 未雨绸缪, 不要自满自大, 唯此才能永远立于世界最优秀民族之巅.
(1) 改写欧洲历史记忆 (来源: 超级帝国: 破解中国最强悍王朝的密码 作者: 梅朝荣)
公元1241年初蒙古军进入欧洲腹地。首先领教铁蹄之苦的是波兰。拜答儿率领察合台手下的3万军卒，向波兰进攻，其目的是摧毁匈牙利的外援。这时的波兰，其国王波利斯拉夫五世住在都城克拉克夫，只能管辖直属之地，其余4个小公国各自为政，不能实行统一指挥。
兵临波兰城下，西里西亚大公亨利集结波兰军以及日尔曼、法国、捷克的条顿骑士共3万人，准备迎击蒙古军。条顿骑士团乃十字军时代产物。他们身穿铁甲，手握长矛，刀箭不入，勇不可当。蒙军久攻不下，拔都与左右将耳语一番，似是经不起城头攻势，撤兵退逃。联军见机不可失，忙出城追击，来到一处山林，烟雾四起，这当然是蒙军的火攻之计，沉重的铁甲反成累赘，铁甲战士一筹莫展，惨遭歼灭，亨利本人也阵亡。蒙古军获胜后，拔都便命拜答儿立即离开拉齐布日，向莫拉维亚挺进。拜答儿遂率军向匈牙利前进，与拔都主力部队会合。
欧洲这次不知深浅的应战，使欧洲骑士对蒙古骑兵大感恐惧。一些平民百姓连蒙古是何方神圣也不知道，见蒙将横刀跃马，威武非凡，还以为是天兵神将，故对蒙古西征，欧洲出现了所谓“上帝之鞭”一说。他们认为是由于自家腐败，罪孽深重，才导致上苍派神兵来惩罚他们。有人则更认为蒙军是魔鬼之师，所以，他们甚至拿着十字架出战。
公元1241年4月2日至5日，蒙古的三路军队（至少是部分）在佩斯对面集合。佩斯城的匈牙利王贝拉四世匆忙集合他的军队。4月7日蒙古军开始攻城，此一役，双方惨烈异常，蒙军用沾上火药的火箭攻城，城头也不甘示弱，报以飞箭。蒙古军缓慢地撤退，一直退到绍约河与蒂萨河合流处。正是在合流处上游的莫希南部，速不台于4月11日在那里赢得了他最辉煌的一次胜利。拔都在战争前夕，以成吉思汗的方式登上高地，呼唤蒙古人的最高神腾格里——长生天，并祈祷了一天一夜，这显示出了蒙古人对这场战役的志在必得。两军分别对阵于绍约河两岸。速不台于4月11日夜间率军在吉里勒斯和纳吉·者克斯之间渡河。次日早晨，他派出他的两侧翼军，从侧面包抄敌营，突然把匈牙利军包围起来，四面袭击，然后从西面让出一条路，使匈牙利军在逃跑中互相践踏，蒙古骑兵在后面快速追击。结果，许多大主教阵亡，只有少数军卒退回佩斯，贝拉四世逃往奥地利，继后又逃亡到亚德里亚海的一个岛上。蒙古军转而进攻佩斯城，当地居民顽强抵抗，因无人组织，经过3天苦战，佩斯城失陷。
1241年之后的整个夏天和秋天，蒙古人都留在匈牙利的平原上休整，这片没有树的平原也许使他们想起了自己的故乡。随后，北、中、南三路军队在多瑙河畔会师，拔都大军一路打到亚德里亚海的威尼斯国边界，一路打到离维也纳只有30里的地方，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的计划指日可待。
蒙古大军征服俄罗斯，侵入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地方，在欧洲大地引起一片惊慌。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英国人不敢出海，中断了与欧洲大陆的贸易活动；德国上下也为之震恐……蒙古入侵欧洲，从客观来分析，欧洲人似乎有点被蒙古人打蒙了的味道。欧洲骑士本身也并非没有抵抗。关键还是在于双方的战法不对路，所以蒙古可以用区区数万人马横行无忌。中世纪欧洲的战争，很类似于中国春秋时代之前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事先约定好时间、地点，双方列好阵势开始对冲。打仗点到为止，以分出胜负而不是杀伤为目的。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直接通过骑士之间的单挑来决定战斗的成败，也就是主将间的拼杀过招。像三国中的群英战吕布的场面都似乎很难看到，更讲究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士兵仅仅是“啦啦队”。俘虏对方的骑士，不但不杀害，反而仔细款待，以等待对方出钱赎回去。
在这种战斗思维下陶冶出来的欧洲人，碰到狼群战术的蒙古兵，只有挨打的份，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对于骑士们来说，他们的伤亡是更加惨重的。因为蒙古人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也是最好的弓骑兵，等骑士冲锋的时候，弓骑兵就远远的放箭，不射人，只射马。这里要说明一下，欧洲骑士的盔甲非常的厚重，需要4个人服侍才能穿起来扶到马上去，只要倒在地上就无法站起来。就盔甲而言，是没有弱点的，连火枪都不怕。但是马不然，马是要跑腿的，所以盔甲无论是覆盖程度还是厚度远远逊于骑士本人。
所以，等到骑士们七扭八歪都摔倒在地上的时候，蒙古人就可以面带笑容的走上前，掀开地上已经被自己的盔甲压瘫痪的骑士的面罩，拿出小刀就可以很轻松地解决问题了。这些描述似乎有些随意性和不严谨性，甚至带有些调侃性。但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欧洲骑兵所遭遇的尴尬境地。
超级帝国给整个欧洲所带来的深刻初次记忆让欧洲人久久不能忘怀，致使到了今天还是余音未散。更有意思的是，现在越来越多欧洲及美洲的一些专家学者来专门对蒙古族文化以及元文化进行研究，不管这些专家处于什么样的追求和目的，至少可以说明元帝国对世界各个方面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2) 八里桥之战：蒙古精骑的绝唱 (新浪论坛_新浪网; 作者：恶魔之泪痕)
1860年8月21日，天津大沽失陷后，僧格林沁统率蒙古马队七千、步兵万余名，从天津撤防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八里桥一带，准备与英、法联军进行"野战"。8月24日(七月初八日)，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城。8月31日(七月十五日)，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到达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向英、法侵略者谈判乞和。9月7日(七月二十二日)，当谈判破裂后，联军决计进犯北京。咸丰帝朱谕军机大臣和王大臣绵愉、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表示与英法"决战"，并提出了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0，第2233页）。同时，谕令"所有通州一带防剿事机"，统归僧格林沁、瑞麟"严密布置"，"厚集兵力，以资攻剿"。次日再次下达朱谕："一面发报，一面知照僧格林沁督兵开仗"（同上，第2238 页）。僧格林沁便在通州一带加紧部署防务。他表示"自当奋力截击"（《僧格林沁瑞麟奏报洋人北来预筹迎剿办法折》），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敌军的进攻。
当时，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带的军事部署是：他把督师军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由他统率马、步兵17000人，驻扎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通州至京师广渠门(今建国门)的大道，战略目的是保卫京师。其兵力的部署，防守通州有4000人，张家湾驻兵1000人；命副都统格绷额督带蒙古马队3000 人，驻守在张家湾的东面和南面，准备迎击来自北塘和天津的进犯之敌；又命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蒙古马队4000人防守八里桥；另有1000名察哈尔蒙古马队由总管那马善统带，防守马驹桥东南之采育，以防敌军从马头西进，绕道进犯京师；署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4000人防守通州。总计：僧格林沁统率清军约达近 3万人，其中蒙古马队共近1万人。此外，还有副都统胜保率京营5000人驻守齐化门(即朝阳门)以东至定福庄一带，作为声援僧格林沁和护卫京师的后备部队。僧格林沁为了加强通州一带的防务力量，除原调绥远、归化二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操演兵1000名外，"还派兵五百名，遴委得力将弁管带，配齐军火器械，于七月十九日，兼程驰往通州，听候调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0，第2254页）。与此同时，僧格林沁奏谕又从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三盟中每盟各续调1000至2000名蒙古骑兵（《清文宗实录》卷325，第8～9页），调往京师附近驻扎。
月18日(八月初四日)，英、法联军先头部队自天津北犯，是日中午，自河西务逼近张家湾附近，并向张家湾的清军驻地发炮攻击。僧格林沁所部守军早已严阵以待，并遵前旨："倘该夷一过张家湾寸步，即督兵迎击，痛加剿戮"。杀伤敌军众多，但如僧格林沁奏报说："至该夷于午刻马步各队进前扑犯，经我兵枪炮齐施，毙贼无数。正分拨马队抄击，该夷火箭数百支齐发，马匹惊骇回奔，冲动步队，以致不能成列，纷纷后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扑迎击失利退守八里桥折》，咸丰十年八月初四日，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84页）。在清军失利的形势下，僧格林沁立即率部退"
入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随后，英、法联军一举占领了张家湾和通州城。
僧格林沁所部满、蒙马队和绿营兵退守八里桥后，他和瑞麟商定，全军分设南、东、西三路截击敌军。其中，将近1万名满、蒙马队军部署在八里桥一带防守。八里桥东距通州八里，西距京城三十里，是由通州入北京城的咽喉要地。清军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在这里构筑了土垒和战壕，准备和敌军在此决一死战。当时，僧格林沁在奏折中曾向朝廷立下誓言："奴才等现在督带官兵退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奴才等赶紧再振军心，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与之以死相拼" （《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扑迎击失利退守八里桥折》，咸丰十年八月初四日，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84页）。
９月21日(八月初七日)凌晨4时，清军由通州和张家湾、郭家坟一带向八里桥推进。上午七时许，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骑兵冲杀，他们用长矛、马刀和弓箭等落后武器，齐声呼喊杀敌。一部分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距敌人四五十米远的地方，短兵相接，英勇杀敌，激战一时许，毙伤敌军千余人。随后，由于南路法军第二旅将大炮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清军遭到重大伤亡。但守军与法军第二旅在桥边进行肉搏战。僧格林沁亲临前线，指挥蒙古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试图分割敌军的阵势。尔后，由于胜保所部败退，只是与西路敌军进行激战，因此，僧格林沁指挥蒙古马队分割敌人阵势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他仍然"骑着马站在前面，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德·巴赞古《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第2卷，第230～231页，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3页）。
八里桥之战，从早上7时打到正午时刻，战斗十分激烈。其中，蒙古骑兵在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勇敢，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多次冲向敌军阵营进行英勇的战斗。史书中记载："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他们顶住了使他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最后，他们"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吉拉尔《法兰西和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4页）。还有的史书记载说："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保尔·瓦兰《征华记》，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2页）。
僧格林沁作为清军的统帅、八里桥战役的总指挥，他以英勇顽强抵抗外国侵略者的精神，奋力指挥全军作战，最后在八里桥上决战的时刻，公然挺身而出，骑着马站在桥中央，命令一名身材高大的蒙古旗手，高举"僧王大旗"挥师抗击敌军。根据一个英国随军翻译的记载：在八里桥激战时，"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指僧格林沁)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全军精锐亲自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达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直到一枚"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德里松伯爵《翻译官手记》第283～284页，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294页）。如此可歌可泣的壮烈场面，代表性地表现出了中国各族军民抗击外国侵略者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
八里桥之战，是关系到北京安危的关键性一战，这次战役虽遭失败，但以蒙古骑兵为先锋的中国军队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英雄业迹将是永不泯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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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这次奥运会联想到真正的有消炎的战场，我们是否可以战胜西方的十字军和八国联军，历史如果可以从来，我们又如何面对西方世界，特别是高亢的民族情节是否可以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败。看一看过去的军事史，对未来有帮助，当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民族，战争是没有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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